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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有“防火墻”,也有“溝通渠”,南京法官律師對談相處之道

2014-12-29 21:11來源:澎湃新聞網瀏覽:手機版

 

  本網訊  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組織了一場法律人沙龍,左起律師魏東、法官邢嘉棟、退休法官卞正義、江蘇省高院研究室主任孫轍、南京市法官協會秘書長沈亞峰、主持人陳揚。

  “關于法官和律師的關系,有人曾用《紅燈記》的臺詞來形容:拆了這堵墻,就是一家人。我不贊同,墻必須有,但交流也要有;不能走暗門,要光明正大地交流。”

  “我建議訴狀不超過兩頁紙,代理詞不超過3頁紙。對于修飾語,我們法官不感興趣,我們只看干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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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2月27日,江蘇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組織了一場法律人沙龍。澎湃新聞(www.thepaper.cn)在現場看到,這場“為了法律人的最大公約數”主題沙龍,容納80人的空間座無虛席,數十位律師和江蘇三級法院的法官均出席,他們坦率發言,盡興“吐槽”,甚至“八卦”起了法官和律師哪個群體離婚率高。

  多年來,我國司法界一直強調在法官與律師之間建立“隔離帶”和“防火墻”,以防止法官與律師“相互勾結”、徇私枉法。但在實踐中,將原本屬于法律共同體的兩大群體強硬地“隔離”起來,“老死不相往來”,也會帶來很多問題。

  那么,法官與律師到底該如何相處,是不是注定只能成為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?法官與律師的健康而良性互動,也許就在此刻播下一顆種子,有了一個新起點。

  互相“隔離”,法官和律師只能成為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?

  “律師很辛苦,法官很辛苦,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,我們本身同根生,難道我們還要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嗎?”27日下午2點,主持人陳揚拋出這樣一個問題。她是主辦方江蘇億誠律師事務所主任。

  澎湃新聞了解到,2004年,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共同下發《關于規范法官和律師相互關系維護司法公正的若干規定》,其中規定了20多個“不得”,包括“法官不得私自單方面會見當事人及其委托的律師”,“律師不得違反規定單方面會見法官”等。

  2009年,最高法院發布《關于“五個嚴禁”的規定》,包括“嚴禁違反規定與律師進行不正當交往”等。

  這些規定構成了法官與律師群體的“防火墻”,這對法官公正審判、排除外界的誘惑與干擾,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,也有助于維護司法公正。

  然而,在現實中,法官與律師,在庭審現場之外,“老死不相往來”,卻也帶來了很多問題,且這種“相互隔離”的關系甚至有可能走向嚴重的異化與沖突。

  正如云南省高級法院副院長田成有在一篇文章中所說,法官與律師的關系往往會走向兩個極端:要么,法官與律師稱兄道弟、交往過密、打成一片,甚至“權錢交易”,如武漢中院的“法官集體受賄事件”,讓人們將法官與律師看作是氣味相投、同流合污、狼狽為奸的同伙。要么,法官與律師彼此互相提防、相互鄙視,不敢來往、不愿交往。如云南玉溪的“法官銬律師”事件,又將兩者的關系推入你死我活、水火不容、勢不兩立的境地。

  這場沙龍的主持人陳揚也舉出自身的例子。她對在座的法官說:“由于工作忙碌,更由于各級司法行政部門發的各種禁令,我們大家的關系變得扭曲。譬如我,走到江蘇省高院或者南京市中院或者鼓樓區法院,如果碰到曾經辦理過我案件的法官,或正在辦理的法官,從來不敢打招呼,唯恐被當事人看到,也擔心被你們同事看到給你們帶來麻煩,更怕被對方律師看到被拿來發難。所以,我們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”

  “談到雙方交往,是一個沉重的話題,要有個度。”南京市中級法院退休法官卞正義在沙龍上說,“我做法官20年,大家都知道請我吃頓飯不容易。因為很多人都這么認為,吃飯是解決現實問題的。所以,我不能吃。如果被另外一方當事人拍照了,就更麻煩了。”

  江蘇法院系統人士也對澎湃新聞說,上述這些規定,讓法官和律師的相處變得很微妙,有時候難免尷尬,“比如我是法官,同學是律師,我們可能連在一起吃飯都不行。而另一方面,可能是越禁止,底下越放縱。”

  南京市鼓樓區法院民五庭庭長邢嘉棟也有話說,“我們非常擔心有人(律師)在背后說什么和我們是朋友、親戚,往往會讓我們背黑鍋。有的律師打著和法官熟的名義,最后把黑鍋給我們背。有人對我們這個群體似乎有約定俗成的負面看法。”

  可容納80人的空間座無虛席。

  法官與律師,“隔離墻必須有,但交流也要有”

  在審判實踐中,律師打交道最多的是法官,法官接觸最多也是律師。如果雙方出現巨大的鴻溝、提防甚至對抗心理,顯然不利于法官審判、律師執業。

  法官和律師到底該怎么相處,法官思維和律師思維有何區別,陳揚也一直在想,直到她看到一篇文章《法律人的最大公約數》,被深深觸動,然后下定決心籌備這場沙龍。

  她嘗試著邀請江蘇的省高院、市中院、區縣法院等三級法院的人士,直到沙龍前一天才正式敲定了嘉賓。沙龍開始前30分鐘,她才完成整個文稿提綱,匆忙涂點口紅,然后登場。由于這幾天休息太少,加上擔心、緊張,她的大腿一度暗暗抽筋。

  陳揚原本最壞的打算是“能完整走過場就好”,結果卻讓她吃驚:“高潮迭起,掌聲不斷,4個小時沒有一秒鐘冷場。為了法律人的最大公約數,大家有太多的話要說。”

  “法官和律師應該成為朋友,而且應該成為這個最大公約數中最中堅的力量,我們應該有同一個價值追求。”江蘇省高級法院研究室主任孫轍舉例說,“外國律師和法官正常交往的平臺有很多。2006年我去德國的時候,一個研究會上,法官、律師和檢察官在一起交流,為什么雙方之間交往沒有問題?有人就覺得奇怪,我們是為了同一個東西奮斗,為什么要分出彼此?只有在法庭上相互對抗的時候,才要相互區分。”

  “實踐中法官和律師的溝通,特別是庭下的溝通是很避諱的。我認為,法官和律師在庭下是可以溝通的,但很多人認為只能在法庭上溝通。”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鈞認為,律師和法官在為了同一個目標的情況下,為什么不能溝通?每個律師和法官都應該把自己的底線堅持住,那么溝通是正常的。

  江蘇石城律師事務所主任謝開順說,“關于法官和律師的關系,有人曾引用電影《紅燈記》的一句臺詞來形容:拆了這堵墻就是一家人。我不贊同,墻必須有,但交流也要有;不能走暗門,要光明正大地交流。但這種交流不應該談到一個具體案件上去,不能有私心,而要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交流。”

  云南省高級法院副院長田成有在一篇文章中也認為,法官和律師應該建立起同學、同志、同仁的正常關系。

  所謂同學式關系,是指律師與法官作為法律共同體的一員,都是經過一定程度的法學教育培養出來的。

  所謂同志式關系,是指律師與法官雖然社會分工與職責不同,但都是共同為追求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,都擔負著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、保障人權的神圣職責。

  所謂同仁式關系,是指在訴訟活動中,通過參與、合作、理解和尊重,共同使糾紛公平、公正地得到解決。

  律師與法官能“正常、平等地溝通”,才算接近“法治理想”

  當天的沙龍上,法官和律師還聊了雙方思維的異同,以及怎么交流、溝通更順暢。

  江蘇省高院研究室主任孫轍說,“很多法官其實希望律師帶來專業的東西,而不是有多少關系,我們討厭 關系 。”

  關于訴訟文書,南京市鼓樓區法院的庭長邢嘉棟直接說:“我建議訴狀不超過兩頁紙,代理詞不超過3頁紙。希望大家首先把爭議焦點根據三段論進行分析,不需要修飾。對于修飾語,我們法官不感興趣,我們只看干貨。超過3頁紙的話,看的就不多了。”

  “法官的話要聽,但律師是當事人聘請的,律師需要讓委托人認可工作。”律師謝開順提出不同意見,“譬如,提供訴狀、代理詞,或委托人到場聽庭,如果按法官講的只寫二三頁紙,或只說要點,當事人肯定不滿意。這個問題怎么解決?可以搞一個詳細版本和一個刪節版,渲染性、詳細版的給委托人,刪節版提供給法官。”

  這場原定下午5點結束的沙龍,因為大家的熱烈參與,延長了1個小時。

  孫轍說:“這個活動是一個很好的開端,希望它搭建的平臺在未來能夠為大家提供一個透明的交流空間,讓大家能夠正常、平等地溝通。法治理想實現的那一天,也是法官和律師最期待的一天。”

  南京市律師協會會長張利軍認為,這個活動得到了大家的共鳴,提供了一個法官和律師很好的溝通平臺。“以這場沙龍為契機,律師協會將為大家組織一些活動,創造良好溝通的條件。”南京市法官協會秘書長沈亞峰也表示,雙方要在下一階段工作中加強溝通與聯系。

  “南京市法官協會已經和江蘇省律師協會簽訂構建溝通的協議,我們有權利和義務要創造良好的溝通環境。”主持人陳揚說,不管他人是否作為,“我們法律人要從自身做起,為法律共同體的建設與完善作出自己的努力。”